?　　

　　老田老夏是誰

　　央視一套正在熱播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以下簡稱“《鄧小平》”），在劇中設置了兩個戲份頗重的虛擬人物，分別是田志遠和夏默。從電視劇一開篇，兩人同鄧小平就有頻繁的接觸，可以說是劇中鄧小平的“核心智囊”。

　　田志遠和夏默到底是誰？

　　電視劇截屏：田志遠

　　先說田志遠?！多囆∑健返诙淮镏具h的工作單位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雖然“田志遠”的名字是假的，但“田志遠”的這個單位卻真實存在過。

　　1973年，鄧小平復出。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于7月成立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協(xié)助他工作。政研室沒有設立主任，只有胡喬木、吳冷西等七人集體負責。據(jù)當時在國務院政研室工作的馮蘭瑞回憶，1976年“四五事件”后，鄧小平再次下臺，國務院政研室負責人多調到其他部門，僅剩胡喬木、于光遠和鄧力群三人留了下來。由于《鄧小平》劇中出現(xiàn)了有真實姓名的胡喬木，因而田志遠這個形象的原型，最可能是當時在國務院政研室的鄧力群、于光遠兩人。

　　資料圖：鄧力群（左） 于光遠

　　鄧力群在1979年后先后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務，位階在同期任職于社科院副院長的于光遠之上。電視劇中的多處情節(jié)，與1977年前后鄧力群的經歷吻合。電視劇中，當?shù)弥度嗣袢請蟆飞缯撝谐霈F(xiàn)“兩個凡是”時，田志遠要去找王震，這符合鄧力群自述的回憶。

　　電視劇截屏：田志遠說要去找王震

　　劇中還有一個情節(jié)，1977年春，田志遠和夏默到西山面見過鄧小平。而1977年5月，鄧力群和于光遠的確到西山見過鄧小平。

　　電視劇截屏：田志遠、夏默見鄧小平

　　根據(jù)劇組的說法，田志遠糅合了多個人物原型。鄧力群和于光遠雖然都曾在國務院政研室工作，后來都曾出任社科院副院長，但二人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迥異，鄧力群保守，而于光遠更開明。雖然田志遠在劇中的一些具體情節(jié)和鄧力群吻合，但從劇中“田志遠”的言論來看，他鮮明地傾向改革，在意識形態(tài)上更接近于光遠。而且田志遠和于光遠的名字中都有一個“遠”字，也可以作為印證。

　　根據(jù)目前的片花來看，劇中還有相當篇幅關于農村改革。其間，田志遠和夏默的形象，可能糅合進了另一位重要的高層智囊的形象，那便是杜潤生。杜潤生從1979年起擔任國家農委副主任，后來主持中央農村政策研究所，是當時最高決策層在農業(yè)政策上最重要的“參謀”。

　　資料圖：（從左至右）杜潤生、孫冶方、薛暮橋、馬洪

　　再來看夏默，夏默在劇中被設定為“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原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鄧小平在劇中稱他是“我們黨內的經濟學專家”。據(jù)學者曹東勃考證，能配得上“黨內的經濟學專家”這項帽子的，不超過三個：孫冶方、薛暮橋或馬洪。三人都有在主要經濟管理部門工作的經驗，在不同時期分別擔任過“經濟研究所所長”。

　　電視劇截屏：夏默

　　在改革開放進程中，薛暮橋和馬洪都領導過國務院的智囊機構，這可能與電視劇中夏默后續(xù)的角色相對應。從電視劇片花來看，可能在電視劇后面有鄧小平視察寶鋼的情節(jié)，而馬洪參與過寶鋼建設的論證。

　　電視劇截屏：鄧小平視察鋼鐵基地

　　此外，鄧小平在劇中還和夏默談及關于發(fā)展中外合資經濟的問題，而在歷史上，馬洪也是較早率團訪問海外，并系統(tǒng)介紹國外企業(yè)管理理論方法，推動中外經貿合作的高層智囊。

　　電視劇截屏：鄧小平和夏默談合資經濟

　　當然，從年齡和籍貫來看，上述人物與劇中的老田、老夏不能完全對應。電視劇中的田志遠和夏默，可以說是當時一批高層智囊的群像，其中可以找到鄧力群、于光遠、杜潤生、孫冶方、薛暮橋、馬洪等人的影子。老田和老夏兩人同鄧小平的密切互動，正是當時智囊影響高層決策的歷史真實的投射。

　　智囊如何影響決策？

　　那個時代是智囊的“黃金時代”，核心智囊?guī)缀醵伎伞巴ㄌ臁?，與最高層聯(lián)系緊密，許多重大決策，都有智囊機構的直接參與。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杜潤生對農村改革的影響。1978年，安徽鳳陽、四川蓬溪等地都已先后出現(xiàn)了“包產到戶”的做法，但人民公社制度在整體上仍未動搖，當年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明確稱不準“包產到戶”。但在這種情況下，杜潤生在中央高層中反復斡旋，對鄧小平、胡耀邦等都產生了直接的影響。1980年，杜潤生建議胡耀邦將一封給陜西米脂孟家坪包產到戶的信轉發(fā)全黨，作為中央放松“包產到戶”限制的信號。隨后杜潤生又推動了1980年“75號文件”的出臺，確定了“包產到戶”的合法性。1981年，杜潤生起草了關于農業(yè)的文件，作為1982年的“一號文件”發(fā)出。此后，中共中央連續(xù)五年發(fā)布和“三農”相關的“一號文件”。杜潤生由此被稱為農村改革的“總參謀長”。

　　除了農村改革以外，八十年代的智囊機構還扮演了最高決策層和中青年學者乃至外國經濟學家之間的橋梁，最典型的莫過于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和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

　　莫干山會議的發(fā)起者是一幫在智庫工作的年輕人。根據(jù)經濟學家華生的回憶，這次會議更深的背景，就是決策層想要集聚中青年研究者的思想精華，為即將開展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提出方案以供參考。會上不僅集聚了一批經濟學家，還有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農研室、中央財經小組等機構的成員與會。除王岐山外，馬凱、周小川、樓繼偉等現(xiàn)任的財經高官，也都曾是莫干山會議的組織者和參與者。

　　資料圖：“莫干山會議合影”

　　1984年9月的莫干山會議結束后，向中央提交了關于價格改革、企業(yè)改革、沿海城市開放、金融改革、股份制和農業(yè)糧食購銷相關的七份專題報告。一個月后，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首度明確中國的經濟體制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會議決定將經濟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入城市。

　　■ 元淦恭｜文。。